香椿树

快  餐  厅

小心心

八

（继昨日之续）

拆迁办开始催着我们搬家。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我们家终于和拆迁办签了协议。未来的新楼房是一套80平米的两室一厅。

不错了。可真的拿到了拆迁协议，我好像又高兴不起来了。交首付，办贷款，等把这些手续都办完了，天儿已经暖和了。

我们前脚还没把家具搬上车，后脚，拆迁办就派人把我们家的房顶捅了个大窟窿。

我搬到位于市中心一间借来的12平米的平房内，没有暖气，没有煤气，连上下水都没有。好在有个盼头，最多住两年，不然真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婆婆搬到了三环外，也是一间平房，比我们条件好点有限。最不方便的是，我们跟婆婆离得这么远，家没人看、孩子没人管。爱人一半是真，一半是为了安慰我，说：“正好，你先接送孩子吧，等迁回去踏实了，再找工作吧。”我很感激我的老公，但我心里想：“决不。”

虽然天天嚷着不愿意住平方，但真要搬走还有点舍不得。最后去趟快餐厅吧，这一走要两年后才能回来，我想最后看看那个女孩，想最后看看那个天天到快餐厅看书的可人疼的小伙子，想知道更多关于他们之间我还没来得及知道的事情。

4月中旬一个温暖的晚上，那天，女孩儿的工作是收银。

小伙子已经好久没来了，那天还是没来。

我一定要等到女孩下班。

9点的时候，女孩换好衣服走出店外，我急忙追出去。

“你在上大学吗？”我把“在”字说得很重。

“没有。阿姨，我根本就没考大学，我们家没钱供我上大学。”她的声音很低，但很坚定。

“我搬家了，以后就不怎么来了。你会一直在这里干下去吗？”

“我白天去商场干促销，晚上来这儿干。”

“那个学外语的小伙子怎么老不来了”。

“出国了。”

“为什么？”

“报考了好几个单位，都录取不上。”

“没考好？”

“不是，每次都考是第一、二名。”

“那为什么不被录取？”

“被‘关系’顶了呗。”

“那他还回来吗？”

“他业余时间给人当翻译，认识了一个英国女孩儿，估计就不回来了。”

“你呢？”我想起陶然亭那一幕，就想问她是不是正在跟小伙子谈恋爱，但没说出来。

“我已经是这里的“二星”级员工了……”

我用渴望的眼神儿看着她：你准备在这里发展下去？

“阿姨，我肯定能干到经理的位置？”

我特别想把中年妇女的话说给她听，因为我怕她不知道“跟经理搞好关系”的重要性，我特别想对她说“别怕吃苦，要听经理的话”，因为我多么希望眼前这个可爱又可怜的女孩子一路走好啊！

这时，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从我身后走过来，女孩儿和他对视了一眼后，他还扭头看了我一眼，我认出来，他是餐厅经理。没等我张开嘴，女孩边转身边说着：“阿姨再见”离开了我，并三两步追上了那个戴眼镜的男人。

他们一起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手搭手说笑着走了，最后我还看见女孩把头歪倒在了经理的肩膀上。

天色完全黑下来，也完全凉了下来，我失落地走向公交站台。上了公交车再下了公交车就到家了，上床入睡再醒来，新的一天就开始了。我一遍遍把想对女孩说的话说给自己听“一定要跟经理搞好关系”。

对，明天我就去找工作。

（完）

快餐厅

小心心

（继昨日之续）

七

儿子拉着我直奔北门儿的儿童游乐场，生怕我再站住。

儿子从高高的人造雪山顶上滑下来又爬上去，再滑下来，再爬上去。一会儿坐着滑，一会儿躺着滑，一会儿又趴着滑。

雪还在哩哩啦啦地下。这种半死不活的天儿真能急死谁，不一会儿，儿子的屁股上已经脏呼呼的快湿透了。

我看了看表，四点半。我真想马上见到爱人，把我在公园看到的一切赶快告诉他。我又琢磨，不能吃饭的时候告诉他，要等吃完饭、回到家，等孩子睡着了以后再慢慢讲给他听。不过我断定他肯定没我这么惊讶，他肯定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地说：“下了岗再找点事儿干不得了吗，也至于疯？”

结婚八年了，多数时间都是我说、他听，我问、他答，我急、他慢，我热、他冷，真不知道这日子是怎么过的。想着他那一贯平和、冷静的表情，我突然失去了想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的兴趣。说了又能怎么样呢？无非是让听的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日子是这么过的。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谁会去管谁？谁又能管的了谁？自己家还一摊子烂事儿没着落那。

这个世界太大了，大得能容下所有你想象不到的事儿。

这个世界太小了，小得到处能碰上你曾经碰到过的人。

5点半我带着儿子准时来到快餐厅，花了40多块钱买餐，我和爱人说得最多的是拆迁的事。

邻座的两个中年妇女正在聊天，旁边站着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刚才这个女孩还在收银机前扯着嗓子招呼顾客买餐，现在站在其中一位中年妇女身后，也是一脸的娇态和扭捏。另一位中年妇女连连夸奖着女孩：“干‘小时工’挺好的。时间上自由，再说，这叫‘外企’，外国人管理严，凭本事往上爬，干长了肯定有发展。”女孩的母亲马上客气地解释说：“现在大学毕业都找不到工作，她一个中专生，先凑合在这干吧，什么外企不外企的！”

要不怎么说听谁聊天儿都能长见识呢，我还是刚知道这种快餐厅也叫外企。在我的印象里，外企就是在一座写字楼里外国人多，中国人少，大家都用英语说话。起码，听叶子说，她在的那家外企就是这样的。

爱人一个劲儿催我回家。我断定女孩和那个看书的小伙子是不会来了。

一进胡同，就看见好多人围在一起吵吵什么。爱人一看来了精神儿，因为他已经猜到那些人是在吵吵拆迁的事了，要不这么大冬天的谁会站在外边儿侃起来没完。

果然是关于拆迁的事。我也站在门口听了两耳朵，看样子真的要拆了，要不怎么有人连拆迁方案都知道了呢？总算要拆了，这回错不了了。

几天来，我一直放不下快餐厅里那位中年妇女的话：这是外企，凭本事干，干长了肯定有发展。

是啊，要是我也去干“小时工”，时间长了不就能当经理了吗，在外企当了经理也是个不错的职业呀。

一天我在外出购物的时候，发现又有一家快餐厅要开业了。我马上跑过去，看见正在施工的大门上，贴着一张“招聘启示”。我暗自高兴，因为我觉得机会来了，这家店离家不远，但也不算太近，不容易碰上熟人，等我当上经理再碰到熟人也就不寒碜了。于是我马上在心里记下了应聘的地址，第二天上午我就去应聘了。

一切还算顺利，我当时就拿到了体检通知单，说明我已经被录用了。体检要自己花钱，听店方说，要干够几百小时才给报销。这有点出呼我意料：这么大的外企，怎么能连体检费都不给报销呢？第二个礼拜，我和其他员工一起开始培训了。再下一个礼拜，我们正式开始上岗工作了。

第一天我的工作是收银，五个小时下来，我的嗓子都哑了，不顾一切地想喝水。但是没有杯子也找不到水，据说外卖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允许员工自己使用。我没办法只好忍着，回到三楼的员工室，经理说我们第一天上班，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出来，我马上说我很渴，想喝水。但经理说应该在一楼说，三楼没水。就这一句话，我又忍了半个小时，等经理开完会我才跑到外面买了一杯“可乐”。

开始的一连几天，我的岗位都是收银。幸好我百倍小心才没出现什么金额上的差错。和我一起来的一个女孩儿最多的一次“短”了六十块钱，当时就补了六十块，还有一个男孩儿“长”了十五块，也是当时就赔了十五块。难怪人说外企管得严，真是太可怕了。慢慢的我开始适应每天好几个小时站着收银的工作，也不觉得怎么累了，可我也慢慢对外企失去了兴趣。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看在新员工“第一次”收银的份儿上，我觉得他们应该少扣或不扣钱；员工下班赶上下雨，我觉得店里应该主动给一个塑料袋罩一下书包，而不应该断然拒绝；员工在工作期间因停电待工的时间，我觉得应该计算工时。还有，我觉得他们应该让每个员工每天都干满五个小时，而不是为了省一顿工作餐让有些人只干四个小时就下班；我觉得……

我知道在任何一个企业，我的这些“应该”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正是因为我总用这些可笑的“应该”去看待我周围的人和周围的环境，所以我无论在哪都感觉到郁闷和无助。我知道这是我的错。所以尽管我已经对所谓的“外企”不感兴趣了，但我还是说服自己坚持下去。当不当经理已经无所谓了。我对自己说，如果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头脑的简单和幼稚，那就让这样的环境整顿一下我的思想吧，最起码，我要坚持到发工资——我对自己的要求一再降低，因为我已经发现我快坚持不下去了。

一个星期六，我上下午班。四点上，九点下。我对这一天的憎恨，绝不亚于对汽修公司两个月的憎恨：

因为是星期六，餐厅里的顾客特别多，我们的工作也特别忙。大概是在8点左右的时候，值班经理让我去吃饭。员工餐一般有三种，两种是汉堡和饮料，一种是没有饮料的鸡翅和面包，我总是习惯吃“汉堡饮料”餐，因为我觉得工作的时候老说话，又没时间喝水，所以一定要在吃饭的时候多喝点儿水。取餐的时候，值班经理告诉我，因为厨房的一个员工把鸡翅炸坏了，为了不浪费，为了少扣那个员工点儿钱，所以今天所有的员工都吃“鸡翅面包”餐，也就是没有饮料的那种套餐。我用我接受时愉快的表情证明我对这种做法的理解。于是，我非常客气但却自认为非常有道理地向值班经理说想要一杯白水，值班经理给了，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不远处有人注意到了值班经理给我的这杯水。

当我端着这份员工餐正要上楼去吃的时候，从我后面猛地伸出一只胳膊，抢走了我的水。我回过头，看见瘦瘦的女餐厅经理正气哼哼地把水仍进垃圾箱里，还嘟囔着“炸坏了鸡翅还得搭上水……”

我一下子晕了，这一幕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

动画片《人参娃娃》中，“坏蛋地主”让“小哥哥”干最重的活儿，不让他睡觉，不让他吃饭，就是这么抢“小哥哥”的饭的。

……1

当时我想死的心都有。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虽然干着这份不体面的工作，但我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的。我有丈夫，有孩子，即使我不工作丈夫也能养活我，我在郊外有自己的小别墅，我为孩子上学一花就是好几万。我虽不是上等人，但我也绝不是乞丐。

我需要工作，但如果是这样工作，我宁肯死。

值班经理无奈地看着我不断涌出的委屈的泪，他对我是同情的，只是没什么可安慰我的。因为，因为连我自己都意识到，在外企如果只是因为被要求吃了炸坏的鸡翅就觉得喝杯水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不对的。

一连几天，我的眼前总是那只猛地伸过来的手和被仍进垃圾筒的水，我没办法形容那个女经理恶魔一样的脸。我后悔就这么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快餐厅，我想我最起码是可以给她两句的。可又一想，给谁两句呀，算了吧。

第二天，我给自己买了一件羊绒衫，1000多块。女人心情不好的时候爱花钱。街坊刘老师不也这样吗，上初中的儿子期末考试门儿门儿不及格，她一生气，跑到商业城买了件羊绒大衣，3000多块。

“没工作就没工作吧，没什么了不起的，想开点”。别人劝我，我也自己劝自己。

（待明天继续）

快餐厅

六

小心心

（继昨天之续）

整个过年期间，天儿就没痛快过，除了冷，还一直阴着。掉了几次小雪花，也没下起来。刮了几次风，也没晴过来。

儿子闹着要去陶然亭滑冰。也是，一冬天也没带孩子出去玩儿过，再不去，这冰说化就化了。

爱人得上班，我只能和儿子两个人去。上午太冷，实在懒得出家门。吃了中午饭，虽然天儿还阴沉沉的，但感觉没早上那么冷了。我骑车带着儿子，羽绒服、帽子、围脖，捂得严严实实的，来到陶然亭公园。

我总觉得一过初五，这年就算过完了，特别是北京市过节不让放鞭炮的这几年，“三十儿”晚上显着比平时还清净，不知道“年”来了，也不知道“年”走了，简直没意思透了。倒是在一些公共场所，春节的喜庆劲儿还能持续的时间长一些。

陶然亭公园的大门口还挂着成串的红灯笼，两边的树上披满了闪光的金银色带。一进南门儿就是白花花结着冰的湖面。人还真不少，都是大人带着孩子来玩儿的。穿着冰鞋的在那“跑大圈”，不穿冰鞋的互相搀扶着“打出溜”，还有坐在冰车上的孩子们，前边爸爸拉，后边妈妈推，快乐得不得了。

儿子要滑冰车，我发现孩子们坐的冰车都一模一样，还编着号儿，就打听租冰车的地儿。一个中学生详细地告诉我租冰车的地儿，还告诉我一个小时多少钱，付多少押金什么的。

我和儿子向北饶过湖面上的一个小岛，再向西，就看见离湖岸不远的地方围了好多人，靠岸还摆着一排冰车。

我给儿子租了一辆序号是“50”的冰车，就推着他满湖面地转起来。真累呀，不一会儿，我就连呼哧带喘地直捶腰。儿子滑冰车的动作真笨，两只手握着铁棍儿的一头儿，把另一头儿扎进冰面，可就是不会使劲儿，怎么也滑不动。我只能推他一会儿，让他自己练一会儿。他那儿学不会着急，我这儿累得满头大汉也着急。这会儿才感觉到平时是多么缺乏锻炼，浑身像“轴”住了一样，心有余而力不足。儿子要推着我玩儿，等我坐上冰车他又推不动，自己用手指粗的铁棍扎住冰面使劲往前努，可冰车就是纹丝儿不动。儿子埋怨我太胖，我埋怨儿子一点劲儿都没有。最后还是干脆我推着他玩儿吧，要不一个小时10块钱的租金不就白花了吗。

推着儿子在冰面上转了几圈，累得我心都快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了。旁边两个中学生看我们俩玩儿得太笨，就热心地过来帮我教儿子，两个大男孩和一个小男孩，他们连玩带学，很快，儿子就掌握了自己滑冰车的技巧了。本来都快失去兴趣的儿子，一下来了劲儿：双手挥舞着铁棍儿，一会儿拐弯，一会儿刹车，还一个劲儿叫我看他。

滑了一个多小时的冰车，儿子说还想上北门儿的儿童游乐场去玩儿会儿。

50块钱的押金，退回了35块钱。我和儿子刚要上岸，一曲嘹亮悦耳的《走进新时代》悠然响起，我轻松了一下午的心猛地一颤。等我回头向歌声飘来的岛上张望时，我发现所有人的头都已经齐唰刷地转了过去。

那词儿真美，那声调真好听。已经听了无数遍的这首歌，突然好像没听过似的。原来歌里的词儿是这么写的呀：“让我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啊，我们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 这些让人听了振奋的词儿原来是这么唱的呀，每一句都铿锵地起伏、婉转，每一句都利索地扬上去再慢下来。那高亢处带着饶耳的回音，低回时又像是情真意切的表白。我听得心潮澎湃，斗志昂扬，对生活的抱怨没有了，失业的郁闷也被驱散了，听着这首歌，我浑身振奋，就像儿子刚学会滑冰车一样，来了兴致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支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我的耳朵在使劲儿地听，听词儿，听调儿；我的眼睛在吃力地看，我看见人头晃动，看见小岛附近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岛上有火红的一团，那歌声就是从那团“红”中发出来的。那“红”在轻轻地晃动，像舞台上唱歌的明星一样轻轻地晃动。那“红”一会儿抬起左手，一会儿又抬起右手，当那“红”把右手拿着的东西交给左手时，我看清了，那是一个装满了水的矿泉水瓶儿。

“妈，谁唱歌呢？”

“……爱我中华——”。唱完了，那“红”深深地给小岛下鼓掌和尖叫的人们鞠了一躬。

“妈，这是谁呀？”

“不知道。”

“嗨，再来一个吧……”

“唱个《青藏高原》吧……”

“会唱《塞北的雪》吗？……”

当《塞北的雪》悠扬地响起来时，天上真的飘下了零星的雪花。

“下雪了！妈，快走吧，还得去玩儿滑梯呢。”

我知道，离得越近，那张擦满脂粉的老脸就越丑陋，可我真想走近点儿好好看看这个女人。我不愿意让孩子多看；我企图让孩子自己坐在岸边儿等我，可又怕把孩子弄丢了。我拉着孩子的手一点一点向小岛凑过去。

“妈，咱们走吧！”

那火红的呢子大衣是旧的，袖口都有点破了。

“别唱了，回家吧”围观的人嚷着。

“别累着了。”“你都会唱什么呀？”围观的人嘿嘿地笑着。

“我会的歌特别多，您随便点吧！”

“那就唱唱《回娘家》吧。”

火红的呢子大衣立刻扭动起来，引得围观的人又是鼓掌又是哄，还有尖叫声。

我突然感到太阳穴在蹦，整个脑袋也开始疼起来。我发现我带着孩子离她太近了，她脸上的脂粉和嘴上的红色儿正在掉落，露出她褶皱的、死人一样的老脸。那脂粉和嘴上的红色儿还在掉，掉进了我的眼里，掉进了我的嗓子眼儿里，我的喉咙被塞满了，我要吐……

“妈，你怎么啦！”

歌声突然停了。我转过头，小岛一片寂静，一个女孩正抢下那女人手里握着的水瓶子，转身塞进地上的一个黑袋子里，又从黑袋子里抻出一条黑巾……

天哪，那不是快餐厅里那个短发女孩儿吗！我想走近点儿证实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但我马上向后退了两步。是，就是她。我下意识地躲在了一个高个子游客的后面。

女孩儿把黑围巾在那个女人的脖子上缠了两圈，一只手拉着她，一只手抓起地上的黑包就走。那女人甩开女孩儿的手，把缠在脖子上的围脖抖搂开，披在肩上，从红呢子大衣的兜里掏出一把钱给那女孩。女孩看了看她手里的钱，冲她说了句什么，那女人就大声说：“那你就回去做饭吧，别等我了。”

“妈——，你再不走我就给我大舅打电话了啊。”

“你还想不想买手机了？妈不是说了吗，等妈挣了钱就给你买手机，啊！”

天哪，她是那女孩的妈？我不想相信这是真的，但我知道这应该是真的：这个疯女人，那个神经质的粗脖子男人，还有那个短发女孩，太像一家子了。这样的一家子，家里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一下子镇静了好多，但头还有点儿疼。“儿子，咱们走吧。”

在我转身的时候，手机响了。我吓了一跳，不禁猛地回头看了一眼小岛上还在撕扯着的母女。

我从背包里摸出手机，是爱人打来的。他说我们住的平房真要拆了，白天他妈还去开会了。“真的？”我高兴得差点儿蹦起来。

“妈，谁呀？”儿子看我情绪变化这么大，就问。

爱人说晚上不回家做饭了，还说5点半在快餐厅等我们。”

我挂断电话，又扭过头去。短发女孩那无奈又无助的样子跟我第一次在快餐厅看见她被父亲数落时的样子一模一样。一个更熟悉的身影站在那母女俩的身边，他接过女孩塞在他手里的黑袋子，看着扭扯在一起的母女，既不帮忙也不上前阻止，没过一会儿，他手一松，黑袋子掉在地上，那个天天在快餐厅看书的小伙子，也无奈地转身走了。

那小平头太帅了，那身材太匀称了，黑色皮夹克下，两条细长的腿一前一后不紧不慢地甩动着，穿过人群，离开人群，向远处走了。

“妈，谁打的电话呀？”

“你爸。孩子，咱们快住楼房了！”

“真的？”儿子高兴得蹦起来。

我带着孩子爬上岸。岸上也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一个老头模样的人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别人听：“这病犯得越来越勤了！”

我忍不住停下脚，用乞求的目光问：“她是谁呀？”老头看了我一眼说：“嗨，我也不认识。这一冬天看见她好几回了。”

“她是干什么的？”旁边的人问。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她就住公园西门外头，原来好像是哪个单位工会的，会唱歌，到处唱！在单位里挺火，有时候区里、市里有个活动什么的，也派她去参加，确实唱得不错。”

“那后来呢？”

“嗨，我也是听说啊。”老头看了看周围的人，意思是“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接着说：“后来傍了个当头儿的，想指望人家人头地，没想到，她没出人头地，人家倒出人头地了，从处级升到了局级后就把她甩了。

“后来呢？”我问。

“没多长时间她跟单位的劳动合同到期，人家也不跟她续签，就下岗了。”

“再后来呢？”我问。

“再后来就疯了呗。”

“多长时间了？”

“得有三年多了吧。一开始犯得不勤，这会儿越来越厉害了！一犯病就跑到这来唱。”

（待明天继续）

快餐厅

五

小心心

（继昨天之续）

孩子开学了，我这时才发现，自己千方百计让孩子进重点学校，原来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我自己。我觉得，孩子进了“重点”，我就可以不用管了，有学校和老师就行了。我对自己说，这回可以把精力全放在工作上了，我要比以前更用心地干，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

然而事情远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顺利。当我没家没业地大干了一番后，领导告诉我，这些节目“夭折”了。原因是赞助单位撤资了，电视台不跟我们合作了。我半天没纳过闷儿来，怎么这么大一个公司说垮就跨了呢？

还记得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可把我紧张死了，画面和我写出的解说词总是对不上。按照我的剧本，我刚编了不到一分钟的内容，可“非线”却告诉我，已经做了三分钟的画面了。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生性要强，最怕被别人感觉自己笨。从小到大只要我感兴趣的，一看、一琢磨，很快就会了。我记得当时我红着脸对“非线”说：“对不起，孙老师，我太笨了。”其实我心里根本就没认为自己笨，只是想假装谦卑以便不至于使她不耐烦，也好借机让自己镇静一下，把做过的节目好好琢磨琢磨。很快，我发现由于自己第一次“进机房”，过于激动的我竟然把四个字一秒，算成十个字四十秒了。这下好了，一旦我明白了自己错在哪，改起来是非常快的。第一期节目一做完，我就遭到了老板极为夸张的表扬。就这样我一连做了十期节目，当然这当中我是在反反复复，不断返工、不断被纠正中完成的。后来，中央电视台要求跟我们公司合作一个叫《魅力北京》的电视专题节目，老板就把我派过去写稿子，帮着策划制作。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更是难得。热火朝天地干了一阵，中间遇到了好多困难和问题，哩哩啦啦，得有半年多才见到点眉目。前五期节目终于完成了，这五期节目都是我一个人执笔，每一期在策划、写稿、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过程中都凝聚了我的心血。眼看就要播出了，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中央电视台的制片唐维把他带来的三个编导都原封不动地带了回去，我们公司自己的职员也都辞职了。最后只剩下老总、司机、一个叫周婷的我的同事和我。老板把一张纸递到我手里，是一张盖了公司印章的欠条。上面是这两个月公司拖欠我的制作费。老板说如果没算错的话请我在上面签个字，并请我放心，他一定会尽快把这笔钱还给我。我真想说，老板，这钱我不要了。但我没说，想想这一年多来我没家没业的干……

把欠条放进包里，我就回家了。

我最怕的季节是冬季，我最怕遭遇事情的是失业。在这个冬天刚要开始的时候我又一次失业了。

我真是太害怕没工作可干的日子了。为了不在家呆着，我临时找了份儿汽车修理厂文秘的工作。

那是一家刚开业的修理厂，据说是一家事业单位创办的三产。“一把手”是从那家事业单位退休的什么科长，办公室主任是那家事业单位因为男女关系问题，晚年失节被“吊”起来没事儿干的一个什么副科长。当时上级单位要求他们必须从社会上招人，不许用内部人员。我就被招进去做行政工作。然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不该去。因为办公室主任老跟我过不去，他从不指责我，也从不派我干什么，而每次我主动干完一件事，他都要让别人重新干一遍。终于，不到一个月，我被轰到库房去了。跟我一起被轰去的还有一个和我一起被招来的会计。没几天，代替我和那个会计的两个“老太太”就上岗了。人们议论说，这两个都是主任曾经的“相好”，一个退休了，一个下岗了。

随他吧，库房就库房，更省心。

儿子期末考试结束了，考得挺不错。说实话，儿子真让我省心。我又安慰自己，找不到顺心的工作就先好好照顾儿子吧。儿子放假的那天，我又和爱人带儿子到快餐厅去了，一是好久没去了，二是影视公司把拖欠我的八千块钱还给了我。我想请爱人和儿子吃一顿，顺便看看那个短头发女孩是不是还在那打工，要是大学的功课紧，她也许早就不在那了，如果不在那打工或许她还每天去那儿看书呢。

一进快餐厅，我第一眼就看见收银台前那个短头发女孩，她正在认真而热情地招呼顾客点餐。我们先找好一张桌子坐下，合计好吃什么后我就来到柜台前，我特意等短发女孩接待我。点餐的时候我发现女孩衣领上别着一颗“星”，我明白，这说明女孩工作出色，已经成了星级员工了。点完餐，我和女孩相互点了点头，就离开柜台。

我和爱人一边吃一边聊，趁儿子到一边儿玩玩具的功夫我小声对爱人说了我去影视公司领欠款的情景。

我是中午接到的电话通知，让我下午拿着欠条到公司找周婷领钱。我当时脑子一闪，周婷还在公司？难道公司没垮，或者又重新开始运作了？那我去了会不会又让我重新回去上班呢？抱着这线希望，不到两点我就到了公司。上到8楼，我看见楼道里推了好多大纸箱子，地上也到处是烂纸和脏兮兮的尼龙绳儿。我走进一间开着门的屋子，里面没人，却从对面的屋子里传出女孩撒娇耍赖的声音“讨厌——你”。我知道这是周婷的声音，就在外面喊了一声“周婷在吗”屋子里静了下来，我又喊了一声“周婷在吗”只听屋子里回应了一句：“这儿呢，来吧”我犹豫着站在门口，这时，门一开，老板趔趔趄趄地趿拉着鞋走出来，我喊了一声“于总”，于总说“啊，啊，进去吧”就吆喝着几个民工膜样的人搬东西。我走进屋，见周婷穿着一件条带睡裙正跪在床上边梳头边不停地乐，看见我就说：“姐，您来了”挺客气，客气中透着生分。周婷一面下地一面礼节性地问我：“您挺好的？干什么呢现在？”丝毫没有措手不及的感觉。我随意回答了两句后，周婷已经走到一张桌子前，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说：“八千，你数数。”我没数就把欠条还给了她，一边往包里装钱一边问了一句

 “公司要搬家啊”

“嗯。”

“往哪搬啊？”

“找了间库房。”

“还做影视公司吗？”

“再说。”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周婷抬起头使劲冲我笑了笑，我明白，她的意思是让我别问那么多。

我拉好背包拉锁，一点没客气地回敬了一句“拜拜”。

走到电梯口的时候，碰上于总，我说：“于总，谢谢您。”

虽然说得很生硬，很不亲切，但这句“谢谢”是发自内心的。我在公司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两年我看见好多人应聘来了，不久又辞职走了，他们走的理由和方式不同，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走的时候都被不同程度地扣了工资和制作费。该给3000的给2000，该给5000的给3000，被扣了钱的人就会或气愤或无奈地在临走前跟同事们一一絮叨一遍，一来宣扬一下老板的“罪恶”，二来打击一下留下的人的工作积极性。唯独我，老板一分钱都没扣。我知道，如果昨天或者今天，老板“卷包”一走，我根本没地儿找他们去。就冲这8000块钱也说明老板对我不错，也是那一瞬间，我不禁觉得老板是好人，而且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好人，如果不是工作的认真敬业，如果不是做人的诚实可靠，估计老板绝不会这样对我。这样一想，我离开公司的脚步轻快多了。

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我问爱人：“你说是不是他要这么跑了我一点脾气没有？”爱人深沉地点点头。我马上又问：“你说周婷怎么老不走，她真跟老板那样了？你说会吗？”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这么长时间来，关于周婷和于总的事我一直听同事们在议论，而且也发现过点蛛丝马迹。我所说的蛛丝马迹当然就是指的比如，有一天我做片子做到很晚，午夜12点要走的时候，看见于总屋开着门、亮着灯，里边还有电视的声音，就站在门口说一声：“于总，我做完了，明天您再审吧，我先走了”，这时屋里传出周婷的声音：“谁呀，进来吧”我惊惊地走进去，却看见周婷一个人躺在于总被窝里笑嘻嘻的看着我。再比如有一次，我加班到凌晨4点，出机房上厕所的时候，我看见周婷穿着睡衣还抱了一堆衣服从于总房间里出来……。这些“丝”和“迹”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也没因此就认为他们俩“那样儿”了，我想，即便躺在一张床上也不一定就“那样儿”，即便穿着睡衣打闹也不能说明就“那样儿”了，要想让我相信两个不是夫妻的人“那样儿”了，除非我亲眼看见，或者真的生出了孩子，况且，周婷是个还没结婚的小姑娘，怎么可能这么放纵自己呢！反正我就是不相信，这个东北小姑娘真的跟老板“那样儿”了。

爱人的鼻子里“哼”了一声，坚定地说：“怎么不会，她一个外地人，还得指着你们老板帮她呢，有什么不会的，百分之百会。”

类似这样的事，我跟爱人争辩过好几次了。有时候，他说他们单位财务科某某是那种“谁有钱就跟谁上床的人”我总是说“你看见了？”然后爱人着急地，好像我是个不开窍的木头一样地对我说：“你什么都不懂。这还用看见吗，她根本就是那种人。”

看来，我在这方面的确有点太轴。

快九点的时候，我看见短发女孩从我眼前过去，又过了一会，她脱下工服换上自己的衣服走出来。走到我们旁边，她笑盈盈地站住，叫了我一声“阿姨”就在旁边的桌子前坐下了。

“阿姨您好长时间没来了吧？”

“对，天儿凉了就懒得出来了。”

她开始逗我儿子说话，看得出，她是个挺活泼的孩子。

“你干得不错呀，都成‘星儿’了”

女孩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嗯，还行吧”

这回该论到我羡慕她了。看人家，一边上学一边打工，两样还都干的那么好。学没耽误上，工作也出了成绩，真是个有心的孩子。

人可能都是这样，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强。现在我觉得谁都比我强。因为谁上班都是高高兴兴的。只有我，我实在不愿走进那个修理厂，实在不愿走进那间库房。

管库房的是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司机，他嗓门大、大舌头、头发多、多数时间都站在院子里指手画脚地瞎嚷嚷，大家都在背后叫他“瓦尔瓦拉（哇啦哇啦）先生”。有人说瓦尔瓦拉先生是办公室主任的亲戚。他看主任不喜欢我，也想法挤兑我，只要我拿错一个零件他就会当作笑话当着所有的人说上好几遍。我忍者，为了有份儿工作，我忍气吞声努力熟悉我的业务，慢慢的，他们发现我挺能干，瓦尔瓦拉先生也对我好多了。后来库房上了计算机，他还让我从头到尾学习这套系统的操作。我这个人就是逆反心理强：你看不上我的时候我偏赌着气不走，等你觉着我行了，也重用我了，我偏偏撂挑子不干了。就这样，两个月后，也就是元旦前，我离开了那个让我憎恨的地方。

我真是失落到了极点，但我又不知道自己失落了什么。我好像在等什么。在影视公司最后半年的工作情景历历在目：

因为我的一个《快乐双休日》的稿子，让电视台《魅力北京》栏目的制片人唐维兴致大发，和我们公司老板商量，决定《魅力北京》节目就定位在《快乐双休日》文稿的风格上。从那以后，凡是别人写不了或写得不对路子的稿子，唐维都是指定让我写。在制作和改动节目的时候，唐维也总是和我商量。我能看得出，唐维很看好我，很认可我的工作能力。可是，他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我在等什么呢？我谁都没好意思说过，其实我在等有一天唐维会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到他们电视台去工作。

离开影视公司的日子里，这是我唯一的期盼。一个月过去了，我什么也没等来。两个月过去了，我几次拿出唐维的名片想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需不需要人，但都没勇气按下电话上的数字键。因为虚荣心让我幻想的不是我上赶着去求他，而是他主动来找我，应该说，我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

春节快到了。说实在的，我是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听说过了年就离拆迁不远了，害怕的是过年的时候亲戚朋友相互串门，在一起聊天，我真不愿意让人知道我又丢了工作。好在，打电话能减少串门的机会。

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叶子打来的。她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在家呆着，她说为什么没找工作，我说没合适的，然后她惊讶地问我为什么没去找唐维，她还说她以为我早就跟唐维进电视台了呢。我说没有。她问我为什么没赶快找他，我说他要真看中我的话，他会主动找我的，她问唐维有没有我的电话，我说没有，她说没我电话怎么找我，我说许明明有，唐维要真想找我会问许明明的。叶子激动起来：“我的傻姐姐，你以为许明明会告诉唐维吗，她巴不得唐维找不着你呢。”听了叶子的话我一下愣住了，“会吗？”唐维把她带到我们公司这半年，我和她的关系可是最好呀，她的好多稿子还都是我帮她写的呢。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叶子说的话是对的。我问叶子在干什么，叶子说在一家外企。我们聊了一会儿就挂断了电话。

我更加失落了。我不敢再想许明明、唐维和我的事，只想过完春节赶快找份工作。

再去快餐厅的时候，我基本不坐那么长时间了，也不买什么饮料喝了。只随便坐一会儿，或翻翻店里为顾客准备的杂志或报纸。再有就是留意那个看书的小伙子还来不来。我总在想象，小伙子在单位肯定人缘儿极好，一表人才、风华正茂，懂法律又会英语，这可能就是那种前途无量的人吧！

（待明天继续）

快餐厅

四

小心心

（继昨天之续）

孩子上学的事终于有了眉目。八月初，学校给我发来了儿子入学的通知书。告诉我，先到银行交齐两万元赞助费，然后拿着收据到学校交学杂费，办理入学手续。我自然是喜出望外，拿着存折，冒着高温，两个小时之内把所有入学的事情都办完了。捏着从学校拿回来的牛皮纸信封，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孩子有学上了，而且是按我最初的美好设想上了一所相当不错的重点小学。虽然我为此花费了很多钱财和精力，但看着这张来之不易的入学通知书，连日来求人送礼、磕头作揖的尴尬一下子变得轻松而有价值。因为高兴，我决定晚饭全家到快餐厅去吃。

我和爱人一边吃饭一边商量孩子上学前后的安排和打算。孩子自然是什么都不知道，吃完饭就在桌子下钻来钻去。最后我和爱人商量好，趁开学前的这半个多月多带他到各处玩儿玩儿，并初步拟定了三个去处：动物园和北京儿童活动中心，当然还少不了要去离家最近的陶然亭公园。

女孩今天的岗位是收银，所以尽管我看见了她，她也注意到了我，但一直没机会说话。

三口人要开心地消费一次差不多要花六、七十块钱。明知道贵，吃着不值，可就是愿意来。

动物园和儿童活动中心都是爱人利用休息时间带孩子去的。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休息过了。本来我在这家影视公司是做文字编辑，可老总看我对电视的感觉还不错，就让我试着做编导。说实话我很感激老总，也很珍惜这个学习加实习的机会。一年多下来，我已经俨然成了公司的笔杆子成了主编兼编导。

眼看孩子就开学了，本来说好最后这个六、日我休息，让另外一个编导赶节目，谁知那个编导偏偏病了。周五老总通知我周六给已经做好的三期节目配音，完了事儿才能休息。虽然心里不高兴，我也没敢说什么。爱人为了支持我的工作说他可以自己带孩子去陶然亭，让我安心加班。我说不行，再怎么我也得亲自带孩子玩儿一趟。

周六，我早早来到公司作配音的准备工作，哪个画面、哪段词，时间长短、语速快慢我都做了标记。因为是第一次配音我真怕跟请来的播音员配合不好，惹人家不高兴，也不知请的这个播音员贵不贵，架子大不大。九点多钟的时候，播音员和“非线”都来了。

记得我以前的领导曾说过，不管什么事只要交给我，我就一定能干好。我确实有这个毛病：拿事儿当事儿，而且越是没干过的越能干好，等会干了，也就那么回事了。

播音员读了两遍稿子。稿子里有几处比较专业的用语和说法，我和播音员交流了一下发音和语感，就正式开始配音了。几乎是一气呵成，连“非线”员都开始对我这个新编导刮目相看。就这样不到俩小时，三期节目就顺利录完了。

中午回到家，儿子兴奋得饭连饭都不好好吃，因为我答应他，去陶然亭可以划船。

大热的天，我们一家三口来到陶然亭公园。为了划船，儿子连儿童乐园都不去玩儿了。我足足排了三十分钟的队才租到了一条脚踏船。

在我印象中，陶然亭公园是北京最美的公园。这里景色优美、洁净宜人，有湖有岛、有桥有亭，能休闲娱乐、能垂钓养生。有身段的能唱戏，有体力的能爬山。要不是带着孩子，我真想爬上山去坐一天。

“坐”在水面上倒也凉快。我和爱人踏船，儿子掌舵。别看租船的时候排了长长的队，挺吓人，一到了湖面上还真不觉得人特多。儿子把兴致放在学习掌舵的技巧上，指挥着我们俩拐弯抹角，钻桥穿洞。我们建议儿子把船向远处划，指着前面一个小岛说可以上岛去玩会儿，看那儿人那么多，肯定挺好玩的。

儿子不想掌舵了，要和我一起踏船。说是他和我一起踏，还不是全靠我自己，这样一来速度就慢多了。

隐隐约约我们听到一阵歌声，是女高音，从没有伴奏的情况看，肯定是有人在公园里练声。我不禁对爱人感慨：多好啊！想唱戏的唱戏，会唱歌的唱歌。咱们听听也过瘾呀。

女高音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我们断定那声音就是从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岛”上传来的。“快”，爱人接过脚踏板，一边掌舵一边踏船。歌声果然是从那个岛上传来的，那儿已经停了好几条船了。歌声真美呀，一首《青藏高原》之后又是一首《珠穆朗玛》，我们还听见演唱者为自己报幕的声音。

很快我们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唱歌的人了，她穿了一件粉红色的罩沙连衣裙，头发盘得高高的。这是一张并不年轻的脸，虽然抹得很白也很红，但却盖不住原来皮肤上的褶皱。她声情并貌地连唱带比划，让人觉得怪怪的。更怪的是她手里拿着用来当麦克风的竟是一只矿泉水瓶子……我和爱人不约而同相互对视了一眼。

一曲《珠穆朗玛》过后，演唱者赢得了围观者一阵掌声。她很激动，举起手里的矿泉水瓶喝了一口水：“谢谢大家，接下来我再为大家演唱一首《父老乡亲》”。她滑稽的动作和丑态，赢得了围观者的几声尖叫。但她唱得的确非常好听。

我每天都能在电视上看到歌手的演唱，在我看来，优美动听的曲调只能从高大、华丽的舞台上流淌出来；我也看过歌唱家的现场表演，在我看来，美妙的歌声是跟年轻的脸、摇摆的身段和亮丽的服饰联系在一起的。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演出：一张小丑一样的脸，一身蹦得要裂开的衣服，滑稽的动作、病态的言词，伴着观众嘲笑的尖叫声。

我真后悔不该带孩子来这里，不该让孩子感受这病态的一幕。但我又不想马上离开。

一首《父老乡亲》之后，“应观众邀请”她又唱了一遍《青藏高原》。她好像累了，一连喝了好几口水。没有人打断她，没有人劝她休息，人们由惊讶转为怜悯，静静地听着一首首无比嘹亮、无比动情的无伴奏独唱，再后来就是嘲笑……。

终于有人忍不住上前让她歇一会儿，问她是干什么的。她大声说是歌舞团的。有人问她家住哪，她说就住附近。又有好多人走近她，同情地劝她“回家吧”。她不但没听，还“盛情难却”地又唱了一首《南泥湾》和一首《走西口》。

实在是太好听了。这么好听的歌声为什么是一个病态的人唱的，她是怎么回事啊？是当了歌唱家，像范进中了举一样高兴地疯了呢，还是没当成歌唱家，怀才不遇急疯的呢？我又开始想不通了。她歌儿唱得这么好，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呢？我忽然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想眼前这个女人的经历肯定就是一段悲剧。

这个小丑一样的人，她居然如此自得其乐。她把别人的嘲笑当作热情，她把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当作“客气”，有人厌恶她，她也不知道。

真是令人心酸的场景。

“走吧走吧，疯疯癫癫有什么好看的。”

同情是这么的短暂，人们很快就厌烦了。由她去吧，谁又能管得了谁呢？于是人们各自划着船走了。

我和爱人也踏着船走开了。退了船，我们一家三口漫步在陶然亭公园青翠的山脚下。一个人的悲哀和不幸是多么不关乎这个世界的痛痒啊。

快 餐 厅

三

小心心

（继昨天之续）

看书的小伙子又来了，女孩也来了。他们总是先打招呼然后坐下来看书。他们好像对我这个跟他们一样爱占快餐厅“便宜”的人一直就没怎么注意。

北京的夏天，热起来能要了人的命。一到这个时候我就爱想象：一套宽敞的房子，里面有舒适的沙发和空调。而这些我恰恰没有，从结婚住进这片北京市最大的危房改造区，这已经是我在这里度过的第八个夏天了。

记得在跟爱人交朋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这的居民，户口都冻结了，最多再有一两年就能搬迁住楼房了。爱人的父母也告诉我：“一拆迁，按咱家的人口，最少能分两个两居室”。8年过去了，我们的孩子都该上学了，搬迁的事儿还连个影儿都没有。

那年，北京申办两千年奥运会，人们猜测，只要申办成功，这片危改区肯定得动。人们把住楼房的希望寄托在成功申办奥运会上。人们多么希望2000年的奥运会，北京能够申办成功啊。现场直播2000年申奥最终结果的那个夜晚，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是9月24号，一个不冷不热的日子，一个让一排排破旧的平房灯火通明的凌晨。凌晨两点半，远在蒙特卡洛路易二世体育场，近在中国北京南城一大片危改区每个危改户家里的床头前，当电视里那个叫萨马兰奇的外国人准备宣布结果时，公公、婆婆、爱人、我，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都摒住了呼吸。我们听不懂英语，却很快就清楚地听到了萨马兰奇夹杂在第一句英文里的“北京”两个字，我还想先反应一会儿再高兴，但前后院儿已经有人在高声尖叫，并欢呼起来了，只几秒钟，人们发现不对劲儿了，敢情那个萨马兰奇用英语说的是“感谢北京……”，而最终的结果是澳大利亚首都“悉尼”获得了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申办权，北京仅以两票之差落选。

“这他妈是哪个国家跟咱们中国作对呀！”老张说。

“这不是毁咱们穷老百姓吗”老宋说。

“他们丫住海边别墅，不知道咱们还住着漏雨的危房呢？”老赵问。

“人家还真不知道！哈哈哈——”老陈答。大家一起“哈哈哈——”

一时间，到底是哪个国家投了中国的反对票、是谁不想让中国申办成功、萨马兰奇收了哪个国家多少礼品等等等等，都成了胡同里老少男人们聚在一起狂侃的主要话题，看他们连说带比划那头头是道的劲儿，好像他们比国际奥委会的人还“门儿清”。

总之，人们断言 “咱这儿拆迁又没戏了”。

果然，这一等又是六、七年，为了度过每一个酷暑和严冬，我不得不购置了凉席，安装了土暖气。只是没买空调，因为我总设想要把空调安进我漂亮的两室一厅。

住不进楼房的烦恼似乎不仅仅是冬天冷夏天热，更糟糕的是，眼看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却因为冻迁，孩子的户口进不来，连上学都成了问题。还得交大笔的赞助费。

想着这些的时候，看书的小伙子和那女孩儿已经先后离开了餐厅。我也该走了，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我在快餐厅里只见到小伙子，没见到那女孩儿来，我突然想起来，快高考了，女孩儿一定是在家里备战高考。

小伙子永远都是看英文写的书，看他一会儿往前翻，一会儿又往后找，还不时地在书上划横线的专著劲儿，我知道他学的很认真，不像我，有时候看看书纯粹是消磨时间。

快十点了，我刚要走，手机响了，是我托了给孩子跑学校的以前的同事打来的。她告诉我给我孩子找的学校的赞助费涨了，我问是区重点还是市重点，她说是区重点，我问多少钱，她说光是直接交到银行的赞助费就2万，我说行，只要能进去多花点钱无所谓。可能是我在电话里的口气说的有点儿大，引得临座的人都看我，看书的小伙子也抬头看了我一眼。

以后的好几天，短头发女孩儿还是一直没来，小伙子也只是偶尔来一次。再后来，小伙子也不来了。我不禁失落起来。他们都不来了，我还能再天天来吗？那几天，我总感觉餐厅服务员的眼神不大对劲儿。他们总在我附近的餐桌旁转游，一会儿擦擦这张桌子，一会儿抹抹那张桌子，好像在说：你再不走一会儿就该擦你的桌子了。

幸好，爱搭话的人还挺多，我旁边一个40多岁的女人向我凑过来说：“你别看她们”说着偷偷指了指从旁边走过去的服务员：“他们这些小时工累着呢，老得来回走，老得不停地擦，一停下经理就说她们”。我点了点头。那女人又说：“这么累，还挣不了多少钱！”我问：“您知道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吗？”“二、三百块钱！最多的也不过才三、四百。”

“需要我给您的茶加点水吗？”餐厅经理走近我说，我赶紧说不用。说实话，我真是不好意思续杯，因为那是免费的，即便只是一杯白开水。一杯咖啡或红茶就能享受一晚上的空调，这已经够难为情的了，哪还能再续杯呢！经理微笑着走开了。

“他们挣的多！”40岁的女人接着说，眼睛愤愤不平地盯着刚走开的经理。

“他们能挣多少钱？”我问。

“他们都是大学毕了业招进来的。先当见习经理，转了正就是经理助理，然后一级一级往上升，升一级涨一回工资。”

“那能挣多少钱呀？”

“一级助理能挣三、四千，干到店经理就更多了。”

更多是多少？我没好意思再问，估计她也不知道。

“那小时工能当经理吗？”我问。“嗯——”40岁的女人拉着长声、拐着弯地“哼”了一声说：“难死了，得一颗星一颗星地考，就算当了‘全星’……”“‘全星’是什么？”我插嘴问。“‘全星’就是五颗星。就算得了五颗星，不跟经理搞好关系，得不到经理的推荐、提拔，还是白搭。”停了一会儿，她又说：“这儿老招人，但都干不长，就是因为挣钱太少……”正说着，她的呼机响了，“有人找我，您坐着吧，我走了。”40岁的女人收拾起随身物品，还把餐盘里剩下的署条酱、餐巾纸什么的装进包里，转身走了。

“我能不能做几个月的小时工？”其实，我有这样的念头已经不止一次了。当我工作不太忙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利用晚上时间打工多赚点钱；当我工作特别忙，有时一连几天都回不了家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如去做小时工，起码可以自己支配时间；而当我失去一份工作而又还没找到另一份工作的时候，是我最想去做小时工的时候。但每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又会问自己，我在这里能干什么呢。擦桌子？遇到熟人怎么办？下厨房做饭？又热又累，我肯定不行；收银、卖餐？我肯定经常算错帐。

我确信我干不了这种工作，我也相信除了那些直接当经理的大学生，没人能在这儿干得长。看着服务员从我身边走来走去，我突然聪明地发现这样的工作其实最适合一些中学生或大学生们假期打工，挣多挣少不说，就算是勤工俭学的一点意思吧。

正想着，一个员工朝我走来，我又心虚了，会不会是来轰我走的？我应该怎么对付她？正想着，服务员走近了。

怎么是她？我惊讶地发现，身穿餐厅员工工装向我走来的，竟是在我视线中消失了多日的那个短发女孩儿。

“你高考结束了？来做小时工？”我上来就这样问，似乎她正好应验了我刚才的聪明“发现”。

“阿姨，您也住这附近吧？您的生活真悠闲，我特别羡慕您。”

“羡慕我？”很久以来，我一直在为自己三十多岁还这么混日子而感到惭愧，很久以来我也正到处看报纸想利用业余时间学点什么。我总在骂自己无聊、堕落，今天这女孩却说我悠闲，还说羡慕我。

“羡慕我什么？”

“羡慕您是个大人，大人干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

也许她说的是真话吧。就像我羡慕她的年龄一样。我比她要自由得多，也没有她那么大的学习压力。特别是没有人敢像她父亲骂她那样地骂我。有时当我心情不好时还可以骂别人，比如我的孩子。

想到我的孩子，连日来的烦闷又涌上来，本来该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到现在还没找到接收的学校。户口所在地，离我们住的地方太远，没法接送孩子；就近入学，又因为拆迁户口进不来，学校不要。于是我托人在离家不远的一所重点小学给孩子报了名，交两万元赞助费不说，光请人送礼就花了好几千，最让人着急的是到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得去。两万块钱我早就准备好了，就是等不来入学通知书，同事们都说我是有钱烧的，我也为自己拎着猪头找不着庙门的愚蠢行为而懊恼。心情不好时，我就会找茬骂孩子。

大人在心情不好时会骂孩子。第一次见到眼前这个女孩时，她父亲就把她骂得很尴尬。

“你高考考得怎么样？准备考那个大学？”

“还不知道。阿姨，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告诉她我是做编辑的。我看得出她又一次在心里羡慕着我。是的，“编辑”是一个多么美丽的职业，而我却做得很狼狈：我为我不能按自己的意图去做一些事而郁闷，我为我不能跟领导融洽相处而苦恼。我发誓不再对别人讲自己是做编辑的，但我又能说我是做什么的呢？我卖过百货，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那太低能；我做过传销，更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说我缺心眼儿。

“挺好的，利用假期打工先挣点零花钱，这也算是一种经历。上了大学就没时间了，你说呢？”

“您说得对”

“上了几天班了”

“今天是第二天”

“昨天我也来了，怎么没看见你？”

“昨天我上早班。”

女孩一边回答我一边不停地走来走去，随手清理着周围的桌椅。

（待明天继续）

快 餐 厅

二

小心心

（继昨天之续）

那个夏天，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泡在快餐厅。而每次进去，只要看见他们俩在，我心里就特塌实，找个离他们不远的位子坐下。多无聊的日子啊：孩子整托给了幼儿园，爱人整晚抱着电视不撒手。真是要多没意思有多没意思！刚三十多岁就这么混，可不混又能干点儿什么呢？

女孩儿和小伙子各自埋头看自己的书，从来都是半天不说一句话。看他们学得多认真呀！一个是好学生，一个是好律师。好学生赶明儿肯定能考个好大学，再找个好工作，出息肯定小不了；好律师加上好人品，将来肯定能干成大事儿……。

快9点了，外面的天儿还没全黑下来，马路上的人还特别多。餐厅里，两个员工手托餐盘从我身边走过去，餐盘里有汉堡也有饮料，他们进了员工休息室，他们也该吃饭了，他们的工作也挺好的，好就好在能每天吃洋快餐。

我正左右看着，餐厅里突然停电了。吃饭的顾客先是一片“嘘嘘”声，然后就是静静地等待。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同事叶子打来的，她问我专题片的稿子在哪儿，我说在《我的文档》里一个叫《魅力北京》的文件夹里。我问她什么时候开始拍摄，她说明天就安排。我问带几个摄像去，她说带一个就行。旁边的人都转头向我这边张望。他们把我当导演了。我稍稍压低了一点声音，嘱咐叶子稿子里哪部分有现成的素材，哪部分应该拍多点、拍细点儿。

餐厅经理一面叫人检查线路，一面嘱咐服务员，如果有顾客买餐，赶紧把已经做出来的面包和肉排卖出去。好在餐厅里还不是太黑，大约十几分钟后，餐厅的灯重新亮了起来。有几个人又回头儿看了我一眼。用餐的人重又坐正了身子准备继续用餐。我挂断电话，刚端起咖啡，餐厅的灯又一次熄灭了，顾客们又是一片“嘘嘘”声。

看书的小伙子笑了笑，冲短头发女孩儿说：“这儿也停电呀！”

 “您为什么每天来这看书？”女孩问。

“我们家住平房，一开空调，院里的电表就憋，太热。你呢？”

“我们家也住平房，别人家一开空调我们家就停电。屋子小，我爸又爱嚷……”女孩儿看了他一眼，好像在说这你是知道的。”

“你爸让你来吗？”

“我说这有不花钱的空调，又省得点腊，他就让我来了。”

“你上几年级？”

“暑假后就上高三了。”

那天晚上，停电后的时间，他们一直在聊天。聊眼下什么专业最热门，聊现在什么工作最抢手、最挣钱之类的话。

大约1个小时过去了，餐厅的灯还是没能亮起来，餐厅里的人越来越少，短头发女孩和那小伙子也先后离开了餐厅。这时，两个身穿餐厅员工装，腿上还沾着白面的小伙子和一个瘦高个儿、戴眼镜的餐厅经理吵了起来。

其中一个小伙子说：“我5点上的班，现在都10点多了，您凭什么只按4个小时给计算工时？”另一个小伙子也在一旁不满地附和着。

经理倒是蛮斯文的，一边头也不抬地在员工的工时卡上写着什么，一边推了推眼镜不慌不忙地说：“停电了，这一个小时你们没干活。”

两个小伙子立刻脸红脖子粗地争着跟经理理论起来，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大概意思是说：第一停电不能赖我们，第二停电你可以让我们下班，第三，既然你让我们等，那么等的时间就应该算工时。两个小伙子自认为占了百分之百的理，可他们一番咆哮后，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经理慢慢把记录工时的卡片交到他们手中，然后又把签字笔插到上衣左胸的口袋里，最后清晰地说：“没办法，各店都这样。”

经理转身进了办公室，两个小伙子自然不依不饶地跟了进去。我本来想走，但看见“打架的”就本能地想看看结果。不到5分钟，两个小伙子出来了，看他们气哼哼的表情，我猜想他们一定是没“打”赢。又过了不到5分钟，当两个小伙子从员工休息室走出来的时候，他们身上穿着自己的衣服，工装被团成一团捏在手里，一挥手，两个小伙子把手里的工装扔向柜台，转身就走了。因为柜台被擦得太干净、太亮、太滑，衣服滑落到地上。没等有人通报，经理已经一声不响地走出来，他从地上捡起衣服，转身交给一个正在擦地的员工：“大姐，麻烦你拿到洗衣房去。”

大姐接过衣服，讨好地仰视着经理说：“这俩孩子也是，又不是天天停电，叫什么劲啊！”经理的面部仍旧一点表情都没有，他俨然没领大姐“情儿”，转身走开了。

……

天气渐渐变冷的时候，我去快餐店的次数就少多了。但有时周末带着孩子去，偶尔还能遇上看书的小伙子和那女孩儿。

冬天，有时也能遇上。

当又一个夏天慢慢到来的时候，我希望还能见到他们。

（待明天继续）

快 餐 厅

小心心

一

儿子五岁生日那天，我家马路对面正式开业了一家美式快餐厅。开业当天我们全家就慷慨光顾了一次不说，这以后的几年中，它也一直影响着我们家的生活和开销：儿子每周三、周五从托儿所接回来时必去一趟不说，平时晚饭前后我和爱人，甚至是我自己也常去，因为那里面干净利索，冬暖夏凉，特别是那儿的卫生间，对我来说，它能代替住平房上公用厕所的烦恼。

每次如果是我自己去，就只买一杯咖啡或红茶。漫漫地倒入糖，漫漫地倒入奶，漫漫地搅拌，再漫漫地端起来，每次只喝一小口，有时只是湿一下嘴唇，为的是让这杯咖啡或红茶多消磨点时间。反正我是决不会去买第二杯的。说实话，一杯已经够让我心疼的了，家里的便装雀巢咖啡还合不到一块钱一杯，却比这五块钱一杯的要浓得多得多。

常来光顾快餐店的都是周围的居民，带孩子的多，年轻男女也不少。尤其是夏天，不管饿不饿，不管是不是吃饭的时间，进来坐会儿，起码凉快得很。

夏天，我几乎天天去快餐店。因为住平房最痛苦的就是上公用厕所，特别是夏天。

后来我发现一个留平头的小伙子也经常来这里，甚至也是天天来。他也只要一杯饮料，和我不同的是，他不是在这里闲坐着，而是在低头看书，还是英文书。我很难估计这个小伙子的年龄和职业，好像很年轻，只有二十三、四岁，但又特别沉稳，像二十七八岁的。我猜测他是学外语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长得特别顺眼，特不招人烦。在我眼里，不招人烦的人还真不多。有一阵儿我总觉着这是我的缺点，但后来我不这么想了。如果老人都长得像秦怡和孙道临、如果小孩都不流鼻涕、如果男人都不戴戒指、如果女人都不说脏话，当然还有如果大家都不往地上吐痰。如果真能那样，那我宁愿什么都不干，只站在一个角落欣赏，欣赏人、欣赏高楼、欣赏马路，欣赏这大都市的繁华，哪怕热死、冻死或饿死。

那天，我和看书的小伙子坐斜对面。我一直在打量他，并试图从它的气质和穿着上知道他的工作、家庭和经济状况。棕、黄相间的半袖碎格衬衫，满大街都是，小伙子也穿了一件，不过太顺眼了，一点都不俗。两支胳膊不粗不细，修长匀称地搭在餐桌上，抱着一本英文书，深色长裤、黑皮鞋。鞋，其实是脚，薄而长，特别舒展。这是一个让人看了舒服的男孩子。

窗外是夏日傍晚的闷热。因为热，穿成什么样的都有。要说还是孩子们穿得比较得体，背心、裤衩，更小一点的甚至只穿了一件背心，半露着小屁股，却着实可爱。

马路对面是一片小吃排挡，热得不知所措的人们索性一头扎进烟熏火了的小摊儿喝着啤酒，吃着烧这个、炸那个。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是一定要经过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的。我看了一眼杯子里的咖啡，我决心要让这半杯咖啡坚持到十点，甚至更晚，就算等不到那片垃圾被清理掉，也要等到那些烟火被熄灭下去。

斜对面的小伙子稍稍变换了一下姿势，我发现他左脚外侧像是被人踩过一下，有点儿土渍。踩他的人一定很幸运，既不会被他骂，也不会遭他白眼。我开始一遍又一遍想象他的脚被踩时的情景：踩他的人心一慌，正忙不迭地准备说对不起时，抬头却见小伙子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没低一下头、没挪一下脚，牢牢地站在那，没给踩他的人一个道歉的机会，甚至没让别人有不自然的感觉……

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餐厅的玻璃门得不到片刻的休息。餐厅里最累的除了门还有不停地擦门、擦地面的餐厅服务员。

这时，从门口进来一个流着齐脖颈休闲短发的女中学生，她一边张开右手对着自己的脸呼扇，一边寻找座位。很快她在看书的小伙子旁边的一张桌子前坐下，并不时地向落地的玻璃窗外张望，像是在等什么人。

一个中年男人出现在门口，女孩举起手向他招呼了一下。中年男人走过来坐下，他仔细看了女孩儿一会儿，原本倔强但笑着的脸突然一变：

“你剪头了吗？”

“剪——了”。女孩儿摸着脖子后面的头发吓得（也许因为尴尬）红了脸。“爸，我真剪了。”

这时我才发现女孩儿的肩上和胸前散落着几截头发。

“剪了？你就剪成这样？”

中年男人看了一眼周围吃饭的人：“你让别人看看，这看得出来是刚剪过的头吗？这大热天儿的，你留这么长头发干吗……”不容女孩儿分说，中年男人又继续吼：

“剪一个头五块钱，照你这么个剪法，用不了半个月又得剪一次。不是怕花钱，这也不好看那。……”

“说你是为你好。你们这些中学生就爱跟别人学，学点儿好也行。长头发有什么好看的？再说，剪的少又不少要钱……”。

“还不快回去让他再给你剪剪。”黑红色的脸涨得紫紫的，由于不得不憋住音量，由于内心的火气排不出来，女孩父亲脸上、脖子上的青筋暴露出来。

“剪得少也不少要钱，你干吗不让他给你多剪点？”

在父亲喋喋不休的叫喊中，女孩儿一脸的无奈和无助，只能站起来转身向外走去。

除了眼睛有点鼓，这个中年男人看上去没什么特别别扭的地方。如果仔细追究，它的身材和长相似乎有些偏小，像没长开似的。在我看来，有着这种特征的人比较固执，基本上没什么文化修养。特别是这样鼓鼓的眼睛，肯定是因为经常和别人争吵，经常发脾气。

发完脾气后，女孩儿父亲骄傲地正了正身子，两个大拇指托着下巴，摇晃着脚尖儿坐在那里等。周围的人不再看他。

女孩儿削成短短的头发，一撅一撅地走进来。这时我才发现，女孩儿长得极有棱角，单眼皮儿、细长脸，简直就是个男孩儿。

父亲给了短发女孩儿一张钱，女孩儿去买了两份套餐回来。一边吃，父亲一边谈着女孩儿的学习。你应该这样了，你应该那样了，你考完试应该怎么做、暑假应该干什么、开学以后怎么样等等。

看书的小伙子走了，我也早想走。女孩父亲烦人的唠叨声弄得我有点儿想吐。

    第二天，我又去了快餐店，照样是一杯咖啡。看书的小伙子也来了。那短发女孩儿也来了，女孩儿也在那看起书来。

一连几天，短发女孩儿几乎天天到快餐店来看书，她和看书的小伙子也渐渐熟了起来。

“你是翻译吗？”

“不是”他推了推英语书解释说：“业余学点英语”。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是白领吧？”

“不是。”

“是公务员？”

“不是，我是学法律的。”

“您在哪工作？您的英语有几级水平？”

“英语六级。”

挨着他们吃饭的人都扭过脸去看他们，像我一样端详这个可人疼的小伙子。除了长得顺眼，他的声音也极有磁性。短发女孩儿早已羡慕不已。撮着手说：“翻译和律师都是我最想干的工作，不过人家说，越是想做的越不一定能做成”。

小伙子笑了笑，我看出他的笑里带着鄙视。但他肯定不是鄙视这个女孩儿，女孩儿该是受了自己父亲的连累。

（待明天继续）

一只斑马为了讨好大象送给她60斤松子，大象自己不喜欢吃，就冒出个想法。她看小松鼠每天辛苦地在树间窜来窜去找吃的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就想帮一帮这些小松鼠，于是她和三只小松鼠达成协议，让每只小松鼠每天两次帮她从很远处的一条小河里打四桶水，用于自己饮用，并承诺每月发给每只小松鼠4斤松子，三只小松鼠都答应了。

这样，小松鼠们任劳任怨、丝毫不敢怠慢地为大象服务了半年，有时赶上大象吃得咸了需要多喝水，小松鼠们还要加班每人多打一桶水，但小松鼠没有一句怨言，因为他们觉得是大象给了自己赖以生存的食物。

到了第六个月该给小松鼠发松子的时候，大象突然发现松子已经没有了，她马上去找斑马要，斑马说，眼下松子少，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再送给大象60斤。于是已经享受惯了的大象就假装忘了发松子这件事，继续喝小松鼠们打的水。半个月过去了，小松鼠们忍不住了，由于每天给大象打水，小松鼠们没有时间自己去找松子，不仅自己在挨饿，连自己的孩子也快饿死了。于是其中一只叫黄黄的小松鼠找到大象要求大象发给自己松子，大象说别急，过两天就发，好几个两天过去了，因为斑马没能给大象送来松子，所以大象也没办法发给小松鼠们松子。实在扛不住的那只小松鼠有点急了，他找到大象坚决要求大象马上发松子，情急之下，言辞有点激烈，这让大象很恼火。大象越琢磨越“撮火儿”：“我好心好意帮你们，让你们有吃的有喝的，现在你们反倒敢跟我瞪眼、跟我‘叫板’”，想想自己彪悍的身材和动物界绝对霸主的地位，大象怒了。

大象立刻召集其他两只松鼠开会，说“松子早晚会发给你们的，我大象能耍赖皮吗？”同时大象还板着脸宣布：“小松鼠黄黄由于每次打的水不够满、不够清、不够甘甜，已经被我开除了，并扣除他第六个月应得的4斤松子。”

拆迁废墟上的香椿树

      （三）

      小心心

  （继昨天之续）

躁动的城市没有片刻安宁

制造了废墟

也诞生着希望

脚手架不停地向上延伸

钢筋水泥被巧妙地搭筑起来

当地面铺满了各色的花砖

一派生机盎然  便掩盖了

曾经的荒凉

这是个看似简单的过程

而惊喜往往就孕育在  每一个

细节中

地上一方花砖歪了

需要一撮垫平它的  土

一双温暖的手

伸进了潮湿的泥土

捧起了

包裹着我的  那一撮

当又一个春天到来时

曾经的废墟已经高楼林立

当又一个夏天到来时

遍地锦簇的草木中

我是那对幸运老人阳台外

一支鲜活的幼苗

有人认出了我

惊喜于我是一棵香椿树

我从此根植这片

妩媚而肥沃的土壤

被养护  被滋润

万紫千红中

我是流落废墟生存下来的

一簇  绿

被欣赏  被赞扬

群芳竞技中

我是毁而不灭

徐徐散发着的

              那缕  香

                                              (完)